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鄧小平
恩來同志曾多次講過，他天性富于調和。在我看來，他所說的調和是個好字眼，絕不是那種無原則的“和稀泥”。在黨內斗爭中，有時就需要善于調解矛盾，精心維護團結。恩來同志對待和處理黨內矛盾，從不整人，不以勢壓人，因勢利導，求同存異，必要時采取折中方案，適當妥協，使矛盾得到化解，為維護黨的團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65年11月19日，在****已決定調我到廣東省委工作后，我去恩來同志辦公室告別。這以前，得到毛澤東同志支持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在****和地方引起了許多猜測和不安，不知道又要搞什么運動．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在這種緊張氣氛下，我曾激動地對恩來同志說：“照目前的事態發展下去，可能將來要處分我。甚至開除我的黨籍。”當時，他兩眼一直盯著我，默默無語。然后才嚴肅地說：“不至于如此，你放心!”看來。他當時并沒有完全意識到他今后要面對的將是一種怎樣的艱難局面。我也沒想到這一別竟成永訣!——“文化大革命”就這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來到了。 ——楊尚昆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門。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到了周總理，他那時心情也很沉重，緊緊握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一波啊．一定要經得住考驗!繼續革命嘛。”十二年來，這些話我一直記在心上。
1966年8月，康生、江青等人炮制了所謂“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風惡浪。敬愛的周總理挺身而出，堅持原則，對他們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抵制。當他們指使一伙人到處要揪斗我們這些人時．我正好跌傷了，我的秘書給我寫了一個病假條送給周總理，周總理立即批示“擬同意薄休養六個月”。實際上這是想要保護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劉瀾濤同志，西北局請示周總理辦公室，得到電話回答說，總理正起草回電，送毛主席看后即發；當晚得到總理回電：劉瀾濤同志出獄一事，****是知道的。當東北局****書記宋任窮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書記趙林同志被作為叛徒揪斗一事。電話請示周總理時。總理親自作了同樣明確的回答。周總理是****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從來都是尊重歷史的真實．
光明磊落，實事求是地處理一切問題的。
“文化大革命”中，當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黨的老干部時．周總理卻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并且想盡一切辦法予以保護。我在被“監護”期間，因長期遭受折磨。身體十分衰弱。這時，周總理指示．把我送進醫院，進行治療和保護，使我得以逐漸恢復健康。如果沒有周總理的關懷，我也許早已被林彪、“四人幫”迫害死了，哪里還能有今天繼續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機會呢!可是，周總理卻因積勞和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與我們永別了!在周總理逝世的時候，我竟無法再見到他一面。這對我來說，是終生的憾事，也是****的痛苦。 ——薄一波
1967年8月1日．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決定舉行盛大招待會。在此以前，由于林彪、“四人幫”煽動揪“軍內一小撮”，大肆批判所謂“逆流”和所謂“帶槍的劉少奇路線”，我和--JLe_軍隊負責同志處境已很困難。在那樣的情勢下，我們能否依照慣例出席“八一”招待會，當然是很難預測的。7月31日下午五點鐘左右。葉劍英同志忽然來到我的住處，向我轉達總理的通知：要我準備出席"／k一”招待會。還說，對我是否出席的問題，意見還不一致(事實上是林彪、“四人幫”一伙持反對態度)，總理準備請示毛主席。劍英同志想得很周到，還隨身帶來了一個理發員，怕我臨時來不及去理發。一小時以后，總理再次通知“已經請示過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朱老總要出席，我要出席，其他正受沖擊的軍隊負責同志也要出席。為了避免意外，總理還親自布置有關部門選定從我住處到達人民大會堂的行車路線。臨赴會時。總理又親自打電話詢問我走了沒有。當然，這一次幾個老同志出席招待會與否，都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軍隊的團結和穩定，涉及體現我黨我軍行之一貫的干部政策和傳統作風，涉及打破林彪、“四人幫”的亂軍篡軍陰謀并糾正他們造成的那種歪風邪氣。總理這種親切的關懷，不能不使我深為感動。這是一種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建立起來的形成牢固團結的階級感情。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參加賀龍同志追悼會時留下的一個難忘的印象。
許多同志已經知道．在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賀龍同志時。總理曾盡力設法加以保護。1975年6月補行賀龍同志追悼儀式時，總理是不顧人們的勸阻抱病參加的。他簽到時，顯然是由于心情激動和身體虛弱，書寫簽到簿時手哆嗦得很厲害。我問他：“你病成這個樣子，怎么還來了?”總理盡力抑制著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說：“這個會，我不能不來啊!”在場的同志誰都可以感覺到總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誰都不能不想得很多。總理在這個場合流露的感情，包含著對林彪、“四人幫”倒行逆施造成嚴重惡果的深深的憤慨。
——徐向前
1976年1月8日，我正從福州乘飛機去上海治病。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從收音機里聽到了敬愛的周總理逝世的消息，我們夫婦倆簡直不能相信這個噩耗!頓時陷入萬分悲慟之中。
在此半年多前，我自外地回北京過建軍節時。總參一位負責同志告訴豫：總理曾向他問起把我接回來沒有?并要他轉告我注意身體。我隨即給總理寫了封信，要求去看望他。不久，鄧大姐來了電話，說總理剛動手術，暫時不宜會客。她受總理的委托，詳細詢問了我和我們一家的情況，并傳達總理的話說：“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賊身上”，“一切恩情都來源于毛主席。”還說：來日方長．要我只爭朝夕，把病治好。在長期處于逆境之后，聽到總理這些充滿著黨的溫暖的話，我得到了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總理要鄧大姐向我轉達這些話，當然也決不僅僅是出于對我個人的關注，而是出于革命大義，是對在林彪、“四人幫”橫行霸道時期被剝奪了為黨工作機會的老干部的關懷。許多遭到林彪、“四人幫”打擊、誣陷的同志，從老干部到普通群眾，都曾親身感受到總理這種正義的溫暖的關懷。老干部如賀龍同志，在被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時，總理曾經多方保護，讓他住進中南海．以防人身安全受到壞人的威脅。賀龍同志的親屬曾懷著十分感激的心情，向我談起這些情形。賀龍同志恢復名譽后，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總理帶重病到會，致悼詞時是很動感情的，在場的同志無不深受感動。楊勇同志受林彪、“四人幫”迫害下放期間，摔斷了腿骨，總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飛機把他接到北京，使腿傷得到了及時的治療。這樣的事情很多很多。總理總是處處照顧別人，而從不考慮自己。許多和總理有過直接工作關系的同志都知道：總理幾乎每天都要辦公到深夜，但當他為某件事情需要找人詢問或商量的時候，如非特殊緊急情況，總要秘書先問一下：要找的人睡了沒有?如果睡了就不要叫醒。總理關心干部就是這樣無微不至!我們的毛主席也是這樣。他老人家健在時，也往往是徹夜工作的。所以，我們這些知道毛主席和周總理上述習慣和不成文的規矩的同志，都交代自己的秘書：只要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那里來了電話，不論夜已多深，都要叫醒自己。我們是多么希望能夠經常被毛主席和周總理從電話上叫醒啊!但這已經成為永不可復得的幸福了!總理生病以后，許多同志都和我一樣，希望能夠去看望他。1975年國慶節前，鄧大姐又來了電話，告訴我，準備安排我和總理見面，鄧大姐還要我的老伴做我的工作，她自己做總理的工作，以免見面時過分激動，影響健康。結果那一次，又因為總理手術后剛剛拆線，傷口愈合情況不好，醫生不同意．沒有見成。但是，我們一直期待著總理康復后能夠見面的日子。就在我去上海治病的時候，我們還在盼著這個令人激動的時刻，哪里想到，我們這個熱切的愿望，一夜之間竟成了終生的遺憾!為了瞻仰總理的遺容和參加追悼周總理的活動。我匆匆中斷了治療，趕回北京。總理遺體火化那天。我們住的京西賓館，從住所的同志到服務員，幾乎全部在守候靈車。我們這些老同志也是一樣，身體不好的就倚在窗邊等著。大街兩旁守候靈車的群眾，排成了望不到盡頭的長龍。當靈車經過時，群眾的哭聲隨著凜冽的寒風，一直傳到我們住的十二層樓上。在追悼總理的大會上，當鄧小平同志致悼詞時，那彌漫全場的由于強制壓抑而顯得格外沉痛的悲泣之聲，更加使人肝腸欲裂!這種從廣大干部和廣大群眾心底進發出來的真實而強烈的感情，也使我在深沉的哀痛中更加懷念總理的許多高尚品德。 ——羅瑞卿
“文化大革命”把整個中國都拖進了沉重的災禍里．當時我也和許多老同志一樣，受沖擊，挨批斗，遭綁架，繼而又被投入監獄，在四壁漆黑的囚室里抗爭五度春秋。
恩來同志如同保護許多同志一樣竭盡全力拯我于水火。在羅瑞卿同志突遭厄運時，恩來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揮第三次原子彈試驗，這當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濃的保護色彩。在揪斗成風時，他又任命我為總理聯絡員在國防科技工業領域處理部院合并的事宜，這雖然也是勢在必行的變革，但也有讓我避開風口浪尖的意圖。可是。我終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況下被投入了一個秘密監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長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后來聽別的同志說，他曾在一次大會上講革命歷史還提到紅十四軍的干部如今就剩下張愛萍、黃火青、劉瑞龍三個人了!……無論在當時還是到今天，每想到這些．我心里總是熱乎乎的。出于對革命的責任心，他努力熟悉了解自己下屬的同志，努力培育幫助自己的同志。回憶幾十年里與他的接觸，我從他那里得到的是關懷，是信任。是愛護，是支持，是深厚的情誼，是不盡的溫暖。
林彪死了以后，我被準許離開囚室，出來治療被折磨跌斷的腿。后來得知是葉帥把我的情況告訴了總理，總理指示立即把我送三O一醫院治療。我渴望能見到恩來同志，可直到被正式宣布“解放”了，才和鄧穎超大姐聯系。大姐說：“他病了，****規定不讓見。我替你轉告，等他身體好些，你們再見面。”我只有忍下思念之情，投身于****交付給我的新任務里，默默地決心學習他的榜樣，在紛亂復雜的局勢里努力為國為民多辦實事，以好的成績再去見恩來同志。 ——張愛萍
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動，終身難忘。“文化大革命”中，我長期被“監護”，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前，經過周恩來同志多方努力，解除了對我的“監護”，恢復了自由，讓我回到了北京。事后我了解到，周恩來同志為了讓我參加十大并選為十屆中委，曾據理力爭，糾正和批判了說我“反黨叛國”、“搞分裂”等一切誣蔑不實之詞，他特意把1945年10月****派我去蘇尼特右旗解決那里搞起的一個所謂“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問題，說成是“單刀赴會”。并說：“在抗日戰爭剛剛勝利，國內國際形勢十分復雜的情況下，他敢于只帶幾個人去同那個搞分裂活動的‘政府’斗爭，并取得了勝利，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時“四人幫”還在臺上，周恩來同志是冒著很大風險伸張正義的。“四人幫”給我強加了“反黨叛國”的罪名，本欲置我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來同志的保護，還不知葬身何地，更談不上重新出來工作了。周恩來同志為了保護我，與“四人幫”針鋒相對作斗爭。這是對一個民族干部的信任和愛護，充分表現了周恩來同志堅持黨的原則，無私無畏、不顧個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這件事，我都感到對周總理有一種無法報答的感激之情。周恩來同志對我的這種關心和愛護，遠遠超出了我個人，而是對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數民族的關心和愛護。
——烏蘭夫
亞非作協會議結束后，陳毅成了造反派的主要斗爭對象。外交部長嘛!陳毅從京西賓館回來，要回中南海。造反派看到陳毅的車來了，一下子就圍上去了。在中南海郵電局東南面有我們一個連駐在那里。陳毅是個軍人啊，他是老帥，有經驗，立即下了車，跑到郵電局那兒我們駐的一個連里面去了。然后打電話告訴我。
造反派一看車里面沒有陳毅，到處找，哪兒也找不到。我打電話報告總理，總理說：你趕快去。我讓陳毅坐我的車，把他送到中南海。我報告了總理，總理說，好。這是****次。
第二次，是參加造反派批判陳毅的大會。有總理，還有謝富治和我，我們三個人參加了，在外交部大樓。每一次批判陳毅的會，總理幾乎都參加，并親自布置保護措施。他對我說：你要搞一輛車放在外交部后門那個地方，萬一他們沖，擋不住，你就把老帥拉上車帶走，拉到人民大會堂也可以，拉到中南海也可以。
我們組織了七八個戰士，身體好的，健壯的，有力量的會拳術的，要擋啊，保護陳老總。外面也有部隊。
會議開始后，有些人起來就想沖。我向總理請示，總理發火了。我把陳老總拉到后面，坐上車就到中南海去了。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批判陳毅的大會。陳老總先去了，我在總理那兒談問題。出來后我去找陳老總。陳老總說，今天開我的斗爭大會，我請吃飯，我們吃回鍋肉，吃好一點，準備斗爭。我就打電話給周總理，說批斗會完了你也來吃飯。陳老總當時講：我在京西賓館的檢討是違心的。我這個人犯過錯誤，但說我反毛主席，我不承認。過去他們把毛主席搞下去了，我把毛主席接回來了。我說，陳老總，這個話你不能講。當時謝富治也在那。我說，過去肅反有對象，現在這些革命了幾十年的老同志都打倒，我也搞糊涂了。以后。我聽說謝富治把這個話告訴了江青。所以江青也是恨我了。
那天吃完飯以后就開批斗大會，批陳老總。陳老總他不怕，說：你們斗爭我。毛主席都說我陳毅是個好同志，不信你們問總理。總理說：是這樣的。造反派聽了這話，就起來沖，我們的戰士有五六排，都是身體好的，在前面擋，四人一排，手挽手，不讓他們沖上來。但最后他們還是沖，往上爬。總理火了，站起來說，你們不聽我的，要抓，抓我，打倒我，會議不開了。說完，總理就走了。我們的戰士也把陳毅保護走了。所以保護陳毅，總理想了很多的方法。
——傅崇碧
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許是在周掌權的年代中對他進行的最嚴峻的考驗。
“毛擔心共產黨1949年勝利后國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力已經被腐蝕了．年輕人變得軟弱了。他認定只有在動蕩中使中國保持其革命價值。他號召中國的青年同這種制度進行斗爭，宣稱“在我們開始干革命的時候，我們只不過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人，而那時的統治者們……則是老年，又有經驗。他們有較多的學問，但是我們有較多的真理”。
青年人中，有許多由于缺少在教育和經濟方面的機會而感到極度失望。他們以報復的心理作出反應，焚燒了數以千計的學校和工廠。哲學家林語堂把“革命總是毀掉孩子們”這句老生常談的成語倒過來評論說．“在中國是孩子們在毀掉革命”。
毛的紅衛兵模糊的使命是破壞了政治秩序和官僚秩序。周作為總理卻處于這種秩序的頂端。在文化革命高潮時，有將近五十萬紅衛兵包圍了人民大會堂……他以慣有的鎮定，一連三天兩夜忙于在一連串的馬拉松會議上，對付那些圍困他的人。這就發泄了他們的不平，平息了他們的火氣。不久這群人就開始散開了。
1971年基辛格從他秘密的中國之行回來后告訴我。周在談到“文化革命”時，幾乎掩飾不住他內心的沉痛。這并不使人感到驚異。周是****代共產黨領袖，他在革命中為達到平均主義的理想而斗爭。他還是一位推行經濟逐步現代化計劃的領袖。因此，他一方面同情“文化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中國如要在以后幾十年滿足人民和國防的最基本的需要，就不得不使它的經濟現代化。
正如埃德加?斯諾有一次描述周的時候談的那樣，他是“一個建設者，而不是一個詩人”；當他看到紅衛兵狂暴破壞他精心奠定的現代化基礎時，一定會極其痛苦。
中國可以把周作為保護黨和國家統一的偉大的調和者來追憶，而世界則將清楚地記得他是中國主要外交家。他是中國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談判中他表現出本能的敏捷．善于運用國際力量的原則，并且有熱烈的思想信仰帶來的一種道德信念；所有這一切同他對外國的深入了解，長期的歷史洞察力以及個人的豐富經驗，在周身上結合起來就產生了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
周將以他的外交成就而博得崇高的聲譽。他引導的是一個潛在力量遠遠超過現實力量的國家，雖然如此。他還是利用提供給他的各種機會在歷史上取得了成就。我在1976年周逝世后不久會見他的遺孀時．我對她說。沒有必要給他建立紀念碑，因為歷史學家們會把他維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動看作是他的偉大的明證。然后我要用這樣的話來概括周的非凡經歷：“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能看到的要更有意義。”
——【美】理查德?尼克松
1949年，周恩來成為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據說，當他因勞累工作過度，患心臟病和癌癥住院時，仍堅持工作。他的風度，像毛澤東一樣，是極端中國式的——但又和毛相反。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終其一生對內對外都起著這樣的作用。“周恩來主義”立基于聯絡，尋找共同立場和結合的紐帶。他從一開始就掌握住權力，好像坐在一個運動著的陀螺上，他總是在中間，從一邊轉到另一邊。
當毛澤東愿意攪起人們心中的火山時，周恩來就像個工程師似的前來組織零部件，對細節給以最仔細的注意，在處理“中國的”形勢時有超級才能。沒有哪個古老的官員能夠以計勝周。毛是個政治家，周也是，但他還是一個天生的善于同人民相處的政治家。周是協調合作中的主人，是同國民黨搞統一戰線的首要聯絡人。
總聽說周恩來生活美滿，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遭受過那么多次未遂的謀害。在60年代，成千上萬的極左分子紅衛兵包圍了他的辦公室，索取共產黨****委員會的秘密檔案，周說服了他們，他們離去了。1967年，周發現一群紅衛兵暴徒正在襲擊英國代辦處．他到了那里．憤怒地命令他們“回家去。哪兒也別去”。
周恩來不像毛，沒有平民模樣。他代表著中國人叫做學生的人，是知識界的保護人。他的事業始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那時在天津的南開中學，他比“朱毛”那一對較為商埠型，更富光澤，更熟悉世故。他實際上是一位中國人稱之為“儒將”的人。
在周恩來任總理的活躍時期，東西方能夠緩和是不使人驚訝的。周是偉大的、自由的、溫和的、高度文明的、有魅力的、開朗的、坦率的。
——【美】海倫。斯諾
周恩來有令人喜歡的性格。他很開朗．有幽默感，他知道什么時候應嚴肅起來。他有一種勻稱感。他是個嚴肅認真的人，同時并不令人感到沉重。他沒有一點驕傲，有時還帶些率直。他很謙虛，平等待人，有人情味，使人感到安逸，不緊張。與他談話，令人愉快。
他有深刻的才智，能看穿很多情況。不是只看表面。他不會受騙或被人引入歧途。他有很實際的頭腦，邏輯性強，理解力強．能抓住問題的實質，具備一個好的外交家的品質。
馬歇爾說：在他贊賞的世界上的許多領導者中．周恩來是****者之一。周恩來的品德、個人修養、業務才能、工作精神都是突出的。他一生獻身于事業。他有驚人的淵博的知識。
我對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關系印象深刻。他們兩人是一對忠實摯愛的夫妻，協調相處，既是好朋友，又是好伴侶，沒有什么矛盾和沖突，是非常和諧的一雙，這是很難得的。
周恩來的另一品質是：像他這樣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卻有時間而且愿與不在高位的普通人談話，使人感到舒服。我與周恩來的關系使我感到，我雖然不同意他的共產黨哲學觀點。但我和他能找到共同點。有人認為：宗教不同不能談．哲學觀點不同不能談。但周恩來這樣具有高度發達的頭腦的人，他心理上很穩固，很健全。他不緊張，無所畏懼。也不怕別人反對他。他很自信。當他向我談他的歷史時，我能了解他的思想，了解共產黨為什么要進行革命。他不是那種認為只有一個真理的人，所以他能與人交流思想，他可以與人成為朋友。
當人們談起周恩來時帶著微笑，周恩來活在人們心中，他減輕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過火之處。 ——【美】亨利 李勃曼
我****次與周總理長談是1972年10月。那次談的范圍廣，談了四個半小時。周總理對基礎科學非常重視，對應用科學也注重。
1974年我回國到上海，看到當時不但基礎科學沒有，教育也幾乎完全沒有了。我就寫信向周總理反映我的意見：
“我在上海聽人家談到芭蕾舞學校：學生從小入學．學語言，參加勞動，勞動當然很好，但跳芭蕾舞不能停。此事對我有啟發，難道科技發展反而不如芭蕾?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學科技的學生也不應脫產專門勞動幾年，而應改為每天早晨勞動半小時。另外，培養科技人才也不能每人都一樣，應選擇****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條件不同，環境不同。有個別差異)。使之早人大學，加以培養(即現在的少年班)。”
我的信交上一星期，周總理即接見我。這是我第二次與周總理長談，是1974年5月24日(人民畫報上有接見的照片)。那時他的身體已不太好。那次主要談教育工作。當時“四人幫”都參加了。鄧小平也參加了。
周總理說，本來沒有想見我，看了我的建議，認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送毛主席閱。周總理說完就把麥克風交給我，要我向大家說明我的建議。
當時空氣緊張。“四人幫”也在座，人很多，圍坐了三圈。我講完，謝靜宜就沒有禮貌，質問我，要與我辯論(看來謝是有準備的)，謝說：“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兒?”我答：“目的是為人民服務。”
周總理對教育非常關心。雖然當時他自己身體不好，也知道說服他們非常困難，但還是要盡量說服他們。少年班有周總理支持，種子是下了，可是還有人控制此事。他們有陰謀。對此事進行歪曲。5月30日毛主席接見，毛主席表示贊同我的意見。他那時身體也不好。我主張選少而精的，每天勞動，但同時業務訓練應是連續性的。
周總理一生對勞動人民是尊敬的。他認為勞動人民和研究人員兩方面都重要，他配合雙方。他有遠見，長期以來他對這些問題就看得很遠，他對各方面都注重。
鄧小平把周總理的思想發展出來了。 ——李政道
(劉武生 徐曉紅) 摘自《暢銷書摘》 | 
